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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构CNS月报(2014年11月

发布日期:2015-10-20

  自然系列期刊在2012年的论文统计显示,发文140篇论文的中国科学院超过日本东京大学排名亚洲机构第一位,这也是Nature Index统计以来中国科研机构首次排名第一,反映出中国顶尖科研机构在数量上领跑亚洲。据生物探索统计,2014年11月份中国科研机构在Nature、Cell和Science三大系列期刊的总发文量是62篇,比上月低10篇。

  在生物学领域,三大期刊(Cell、Nature和Science)及其子刊,简称CNS,倍受中国研究人员推崇,他们希望凭借CNS在学术界的将中国尖端、前沿的研究向全世界传达。这些研究动态代表了中国科研机构的最高水平。生物探索希望对此进行统计,从发文追踪国内科研经费动向,便于生物医药圈内的研究人员和学生能够实时了解中国顶尖研究人员从事研究的领域和方向。

  (饼状图表示期刊论文百分数)2014年11月份中国研究机构在三大系列期刊表62篇论文,包括Cell系列16篇、Nature系列43篇和Science系列3篇,其中Cell主刊,Nature主刊以及Science主刊的发文量分别为0篇、4篇和2篇。

  从发文比例上看,与上月相比,本月Cell系列期刊发文数量暴跌了22篇;中国机构发表的论文一直处于上位的Nature系列期刊夺回了冠军,文43篇,高出上月11篇;Science系列期刊发文数量为3篇,高于上月1篇。

  从地区上看,仍然是中国机构发表CNS论文的主体,地区本月发文数量为5篇,略高于上月,地区发表文章数量为2篇,高于上月。

  从学科领域上看,11月份,CNS发表的中国机构研究论文中,细胞生物学领域(12篇)排在第1位,基因组学与神经生物学领域并列第二位(均为6篇);此外,生物化学领域有5篇文章,表观遗传学、植物生理学以及生物学有关的论文均有4篇。

  从学术热点上看,本月有两篇基因组测序文章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11月24日在线发表于国际科学Nature Genetics(自然遗传学)上的一项研究中,由国家兰科植质资源中心暨深圳市兰科植物研究中心教授刘仲健领衔的来自大学、成功大学、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华大基因研究院、华南农业大学林学院以及比利时根特大学等多个研究单位的研究团队完成了小兰屿蝴蝶兰基因组和分析,获得了首个兰花基因组全景图。该研究“The genome sequence of the orchid Phalaenopsis equestris”荣登当期的封面文章。

  该研究对小兰屿蝴蝶兰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和组装。在此基础上进行基因预测,一现了29431个蛋白编码基因。该研究搜索全基因组序列得到的342个同时涵盖其他七个单子叶和双子叶的单拷贝直系同源基因家族。基于这些基因家族进行演化时间推算的结果显示蝴蝶兰和其他单子叶植物的分歧时间为距今1.351±0.17亿年以前。和水稻、拟兰芥等碳三代谢以及玉米高粱等碳四代谢植物相比,小兰屿蝴蝶兰属于景天酸代谢附生植物。“蝴蝶兰全基因组图谱”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测序和分析的兰科植物和景天酸代谢(CAM)植物的基因组图谱。它的完成填补了植物基因组研究的多个空白。全世界的大量兰花由于非法采集和生境而濒临。兰花基因组的公布将使得全基因组水平对濒危兰花多样性和演化进行探索和研究得以实现,为兰花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指导。

  11月2日,以Research Article(封面文章)在线发表在Nature Genetics上的一项研究中,中科院动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诺禾致源(Novogene)公司的研究团队测序和装配了一只雄性川金丝猴的基因组,并将其与三个近缘进行了比较。研究人员发现,川金丝猴从脂肪酸获取能量和降解外源物质的能力得到了增强。这些信息可以帮助人们进一步理解疣猴亚科的膳食适应和进化史。这两篇文章都入选了The scientist盘点的近期最热门的基因组测序最新结果。

  本月与风靡科学界的CRISPR技术相关的研究有两篇。11月6日发表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上的一项研究中,来自深圳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研究人员基于CRISPR-Cas9系统,构建出了可以鉴别、靶向和控制膀胱癌细胞的与门(ANDgate)遗传回。这一遗传回整合了来自两个启动子的细胞信息作为输入端,只有当在测试细胞系中两个输入端均活化时才会激活输出信号。利用荧光素酶报告基因作为输出基因,他们相比于人类端粒酶逆酶(telomerase reverse transcriptase)- 海肾萤光素酶(Renilla luciferase)构件,这一回可以性地检测膀胱癌细胞,并显著提高荧光素酶的表达。此外,通过采用其他的细胞功能基因包括hBAX、p21和E-cadherin来替代荧光素酶报告基因作为输出基因,研究人员还对设计的模块性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通过调控相应的基因这些回能够有效地膀胱癌细胞生长,凋亡,减少细胞运动性。这种方法为体外靶向和控制膀胱癌细胞提供了一个合成生物学平台。

  同于11月6日发表在《Cell Reports》上的一项研究中,大学医学院倪建泉研究组首次系统性的研究了影响sgRNA性和效率的因素,解决了CRISPR/Cas9系统工作效率以及脱靶效应等问题,极大的方便了CRISPR/Cas9系统的应用。倪建泉研究员致力于转基蝇RNAi技术的研发和干细胞表观遗传学研究,其开发的第三代转基因RNAi技术已经被来自全球的众多课题组广泛采用。果蝇生殖细胞的CRISPR/Cas9系统,是倪建泉研究员继转基因RNAi技术之后,对基因编辑领域的又一重大贡献。

  本月我国科学家在《科学》主刊上表了两篇文章。11月28日,由中国农业科学院黄三文(Sanwen Huang)研究员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一个与黄瓜发苦有关的基因,解决了长期影响黄瓜生产的一个难题,也将有助于培育抗病的黄瓜品种。他们采用基因组、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等多种技术手段研究黄瓜苦味合成、调控及驯化的机制。研究表明,黄瓜的苦味物质葫芦素由9个基因负责合成,而这9个基因受到2个“主开关”基因Bl和Bt的直接控制,其中Bl控制叶片苦味,Bt控制果实苦味。这项研究首次在植物中了次生代谢产物合成基因簇的精确调控机制,通过精确调节果实和叶片中Bt和Bl的表达模式,可以确保黄瓜果实中不积累苦味物质,黄瓜的商品品质,同时提高叶片中的葫芦素含量用于抵御害虫的侵害,减少农药的使用。此外,由于苦味物质葫芦素自身具有巨大的药用潜力,葫芦素合成和调控机制的破解为将来开发和合成治疗癌症药物提供了新的思。

  另一项发表在《科学》上的研究中,由100多名研究人员组成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发布了第一张昆虫进化的现代线图。认识昆虫之间的亲缘关系可以出它们真正的生态学、经济学及医学意义,然而直到现在人们还对其了解甚少。这项前所未有的结果重建出了昆虫的“生命树”,并解答了长期以来有关地球上种类最多,数量最大的生物起源和进化的一些问题。该项目的发起人、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国家基因库副主任周欣说:“我们希望能够推动很少涉足的昆虫遗传多样性研究。在应用研究中,全面分析不同昆虫的代谢信号通,并利用这一信息更地针对害虫或是影响我们资源的昆虫将成为可能。我们研究的基因组(组)数据让我们能够非常详细且清楚地认识研究的遗传组成和进化。”

  在表观遗传学领域,11月10日在线发表于《自然》(Nature)上的一项研究中,来自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新研究中出了,从头甲基化转移酶DNMT3A自以及组蛋白H3DNMT3A激活的机制。

  在这篇文章中研究人员,DNMT3A以一种自形式存在,组蛋白H3尾部以一种DNMT3L依赖性方式促进了它的活性。研究人员确定了自形式的DNMT3A–DNMT3L和活化形式的DNMT3A–DNMT3L-H3复合物的晶体结构,其分辨率分别达到3.82和2.90埃。结构和生化分析结果表明,DNMT3A的ADD结构域与催化结构域(catalytic domain,CD)相互作用,通过阻断它的DNA结合力,了CD的酶活性。组蛋白H3(而非H3K4me3)可以ADD–CD互作,ADD结构域大幅度移动,由此解除DNMT3A的自。

  这些研究结果出了DNA甲基化的另一个调控层面,确定了DNMT3A主要是当存在未甲基化的H3K4时在适当的靶位点被激活,并强有力地了在整个哺乳动物基因组中H3K4me3与DNA甲基化之间的负相关性。新研究提供了从头甲基化转移酶在最初的基因组定位后意想不到的自和组蛋白H3其活化的一些新见解。

  (影响因子源自MedSci查询系统,取小数点后一位)从CNS论文影响因子看11月份以324.706分卫冕排行榜,从上图可以看出,上海以248.796分居第二,和上海的CNS论文影响因子领先其它城市&地区。

  在2014年11月份,(20篇)和上海(16篇)是发表CNS论文较多的城市,而其它城市&地区发表CNS论文数都不多。另外,本期CNS实际发文量62篇。

  对城市&地区的CNS影响因子统计,生物探索网站希望向用户提供关于地区研究水平的一项指数,让科研人员在从事各自研究领域的同时选择较高的研究平台和学术氛围。此外,由于论文来自不同的经费项目,因此城市&地区的CNS影响因子能从一个方面反映国家经费的分配比例。

  (数据统计源自NCBI网站Pubmed)对2014年1月至2014年11月中国机构发文CNS进行统计,数据表明:Nature及其子刊发表的中国研究论文数量处于高位,总计403篇,月最高发文量达到56篇。相比较而言,Science及其子刊发表一直处于中国研究论文数量的低位,总计18篇,其月最高发文量也仅为3篇,本月为3篇。Cell及其子刊表的文章数量为213篇,本月与上月比减少了22篇。

  (数据源于NCBI网站Pubmed)从11月份中国机构CNS论文榜单上看,排名前三的分别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大学和大学。针对每个机构的发文量,超过1篇的研究机构是大学(7篇)、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5篇)、大学(5篇)、中山大学(4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3篇)、浙江大学(3篇)、同济大学(3篇)、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2篇)、上海交通大学(2篇)、第二军医大学(2篇)、国立大学(2篇)、(2篇)、科技大学(2篇)、国立阳明大学(2篇)、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2篇)。

  在11月份CNS论文的统计数据中,发表CNS论文数量共62篇,其中,计算科学研究中心、南昌大学、诺禾致源生物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纽约大学的CNS论文全都在近5年内,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天津体育学院为CNS首次发文。

  (数据源于NSFC)通过对2014年11月份中国机构发文CNS的统计,中国科研机构及院所累计发文62篇,共涉及84位通讯作者,上表统计了其中拥有项目的60位作者的项目个数和研究经费(统计量不完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提供了详细的项目金额和数量(从1986年至2015年)。浙江大学医学院的罗建红教授以15个项目,总研究经费1645.6万元高居榜首;第二军医大学的章卫平教授以15个项目总研究经费1181.5万元位居第二;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的薛红卫教授以13个项目总研究经费974.5万元居第三。

  排名前10的通讯作者来自4个城市,分别是:上海(5位)、广州(3位)、杭州(1位)、合肥(1为)。与既往几期不同的是,上海地区的5位通讯作者位于项目金额榜前十位之内,其城市CNS论文总影响因子因子位居第二,排在之后。

  11月27日,施一公在“吴杨”颁典礼上发表“我的科研动力”时坦承,与大多数科学家因兴趣驱动做科研不同,自己从事研究的兴趣很晚才培养起来。小学老师的一句话:施一公啊,你长大一定得给咱驻马店人争光!让他铭记终生。“我们做基础研究的,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改变什么?”施一公真诚地呼吁: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同道,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为那些不像我们一样幸运的人们和乡亲尽一点义务。这是我除了对科学本身兴趣之外的所有动力,也是我今后往前走最重要的一点支撑。​

  (吴杨)委员会希望我讲些励志方面的东西。其实昨天晚上我本来想写几句,但是看着窗外的雾霾,心情不好、写不出来,而且我也习惯即兴,把自己的话说出来。如果今天的有一个标题的话,就是:我的科研动力。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我的微信,包括把高晓松先生和施一公的观点放在一起比较,评论我过去的一些经历。其实我很想告诉大家,实际的情况和这些评论是不一样的—可能你们会觉得比较意外,但是我确实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任何特殊之处。​

  我出生在河南郑州,但成长在河南省驻马店。为什么我要特别提驻马店呢?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具有代表性。驻马店相对于河南,就像河南相当于中国,就像中国相对于世界。从地理,从经济,从科技,从文化,都是这样。我恰好是在开始有记忆、对社会有感触的时候成长在驻马店。​

  我在驻马店地区汝南县的一个小村庄 ── 小郭庄 ── 生活了三年多,然后在驻马店镇又生活了整整八年。我在驻马店度过了十一个春秋,这里有我人生中最亲切、最难忘的一段经历。虽然那里的生活一直很清苦,但心里一直很满足、很快乐。我在驻马店小学升初中的时候,当时的小学常识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施一公啊,你长大了一定得给咱驻马店人争光!大家可能想不到,这句很简单的话我刻骨铭心记忆至今。从那以后,每次得到任何荣誉,我都会在心里觉得是在为驻马店人争光。今天,我同样想说:老师您好!我还在为咱驻马店争光。我中学去了郑州,大学到了大学。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驻马店的父老乡亲,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乡亲在过什么样的生活?过什么样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对我冲击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观几乎全部打乱了。在此之前,虽然我受到了传统教育,虽然我的父亲告诉我要做一个科学家、工程师,其实我心里并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能干什么。1987年9月21日,我的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当司机把我父亲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时候,他还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钟62次,血压130/80。但是他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施救,因为医院说,需要先交钱,再救人。待肇事司机筹了500块钱回来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有血压,也没有心跳了,没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医院的急救室。这件事对我影响极大,直到现在,夜深人静时我还是不住对父亲的思念。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根本的变化,我曾经怨恨过,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见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当值医生:为什么不救我父亲?!但是后来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的悲剧。如果我真有抱负、真有担当,那就应该去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直到父亲去世,我一直非常幸运。从小学就接受了很体面的教育,中学、大学更是如此,大家都很关照我;我不缺吃,不缺穿。我缺啥呢?我觉得我缺回报。父亲去世后,我真的开始懂事了,我发誓要照顾我的母亲,回报从小到大爱护、关心我的老师和父老乡亲。

  2009年9月26日,我陪着母亲和姐姐回到了曾经生活3年半的小郭庄。我的母亲激动的老泪纵横,我也很;乡亲们对我们还像三十多年前那么热情,但我意外注意到,村里还没有自来水,家家户户还靠井水和压水;生活和学习的机会比城里人差远了。但乡亲们很满足、很快乐。我想念小时候的小伙伴们。2012年的清明节,我回驻马店参加小学同学,很感慨。同班同学中两个已经不在了,一个患心血管疾病,另一个是癌症。当时还有一位同学在接受癌症晚期的化疗,现在也不在了。我常常想:同样是人,我真幸运,不愁吃、不愁穿,受过高等教育、出过国、留过学,拥有一份钟爱的工作;可是我们中国有很多人没有我这么幸运。我的父老乡亲和他们的孩子也没有我这么幸运。尽管他们不像我这么幸运,他们却一直很为我自豪,他们为我鼓劲。

  我有些地方和很多的科学家们不一样。哪点不一样?他们因为兴趣在做科学研究。我有兴趣,但最初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做研究,我的兴趣是很晚才培养起来的,我的更多的是责任和义务。我成长于驻马店,是地地道道的驻马店人,那里的邻里乡亲也从没有把我当外人,这种亲情常常让我;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哪怕是取得成绩让他们为我骄傲呢。这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我真的很、想回报。

  不知不觉间,我的观念似乎很落伍了。我想不明白当今的社会为什么会变得这样横流,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一致向钱看。人不是商品,人活一口气。当大学毕业生以收入为唯一衡量、把自己作价、选择出价稍微多一点的公司就业的时候,我真的常不理解,身边的世界变得陌生。我有时候想,是不是世界变化太快,我老了、真的跟不上趟儿了。我怎么就不理解,连我身边的人,连我一些同事、同学、朋友我都理解不了,我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了,我们关注点太不可思议的狭窄了!中国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不像我们一样幸运,他们很需要我们的帮助,需要每一个幸运的人关注他们的,需要我们今天在座的人一起努力。​

  我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做形式化的社会实践,但很支持他们选择去中国欠发达的地区去看看、去体验,比如去支教。在这儿我举一个支教的例子。2008年我全职在工作,我的一个本科生从陕西农村的一所希望小学支教回来。在我的办公室,他。他说:施老师,您知道吗,尽管是希望小学,那里的孩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很瘦,一天只有两顿饭,早上十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为啥?没钱!他们没有肉吃,只能吃饱两顿饭;他们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尽量早点睡,因为要节省能量,要把能量用在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之间上课的时间。但他们都很满足、很开心…...。

  我不晓得,我们做基础研究的,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改变什么。我受中国传统教育很深,作为一个敢担当的读书人,不仅应该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也需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只可惜自己的时间精力实在太有限,总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做点事情,总想有机会回家乡给父老乡亲做点什么。我挺惭愧的,其实我既没有照顾好我的母亲,也没有照顾好妻子和孩子。

  我们缺什么?我们缺这份对社会的责任感,我们缺这份回报父老乡亲的行动。在大学,我每次给生命科学学院的新生做入学教育的时候,我都告诉他们:你千万不要忘了,你来到,你不止代表自己,不止代表你个人,你也同时代表一个村,一个县,一个地区,一群人,一个民族。你千万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担了这份责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同道,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为那些不像我们一样幸运的人们和乡亲尽一点义务。这是我除了对科学本身兴趣之外的所有动力,也是我今后往前走最重要的一点支撑。

  谢谢大家!​

  FDA局长:FDA的“远征”,中国的“长征”

  11月17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局长玛格丽特•汉贝格(Margaret Hamburg)在大学医学院表示,中美之间的密切合作对于应对全球化对食品及药品安全带来的影响至关重要。Hamburg希望FDA能够与中国开展更全面、更深入的合作,让食品、药品更安全,于中美两国人民。

  2013年4月,南方周末专访玛格丽特•汉贝格和FDA驻华办公室主任克里斯托弗•希基(Christopher Hickey),谈FDA从本土化到国际化转变的经验,以及中国该如何应对食药管理行业的参与度还不够高等挑战。

  “这是一场21世纪最精彩、最充满挑战的公共健康领域前沿的远征。”自2008年美国FDA(全称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在中国设立办事处以来,克里斯托弗•希基(Christopher Hickey),这位FDA驻华办公室主任一直体验着“远征”的艰辛。

  每天,克里斯托弗•希基领导下的FDA驻华办公室除了与中国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简称SFDA)开展各种非正式的沟通外,还要面对很多既有管理经验失灵的困境。此前,FDA已在、上海、广州设立三个办事处。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FDA局长玛格丽特•汉贝格(Margaret Hamburg)亦在做着另一项“远征”——如何让FDA从一个“全球化世界里的本土化机构”向一个“真正全球化的公共健康机构”转型。

  相对于FDA的“远征”,中国食药安全的“长征”才开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简称CFDA)刚刚组建,新的变革有待时间检验。

  据了解,此轮中国食药中,美国FDA亦向中国提供了相关。为加强交流,最近将有中国代表团访问美国FDA,进行年度例行交流。

  FDA局长玛格丽特•汉贝格告诉南方周末,她期待看到中国CFDA计划的展开,她也把中国这次在食品卫生领域的变革看作是与FDA进一步合作的契机。

  FDA,从本土机构转向全球机构

  南方周末:全球食药监管越来越复杂,和过去相比,今天FDA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玛格丽特•汉贝格:FDA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在和全球化进程保持同步的基础上,有效地将FDA从一个本土化机构转型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机构。如今进口食品的增长趋势迅猛,并呈现加速态势。十年前,仅有六百万船经FDA规范管理的食品货物从美国的三百多个港口入境;十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已增加了四倍,达到两千四百万船。在过去的七年中,我们的食品进口数额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

  南方周末:针对不同的食品安全风险现状,FDA是如何应对的?

  玛格丽特•汉贝格:我们制定了如下全球合作策略:强化现有的规范管理领域的合作关系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优化信息分享和收集机制、使用数据和科学来执行基于风险的工作方法以及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确保工作质量和效率。

  如今,FDA做了大量努力,比如我们设立了12个国际分支,重组了机构,通过信息分享机制来配置知识和资源,强调了强化发展中国家规范管理能力的重要性,同时进行了更多的国外检测,使用了基于风险的机制来定位检测,特别是努力建立全球规范管理的机构联合,并协调制定基于科学的规范。

  FDA还扩展了自身的能力和管理机构。例如,FDA的“预测”系统(PREDICT)使用了基于产品完整生命周期的新型数据分析方法,在产品进入国家之前就对高危产品进行较好的定位。

  南方周末:面对各类监管事项,FDA是否有足够的资金和人力资源支撑?

  玛格丽特•汉贝格:这个时代赋予了我们全新责任,的确给资金和人力资源等方面带来了新挑战。例如,FDA正积极贯彻奥巴马总统于2011年1月签署的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Food Safety Modernization Act, FSMA)。这项FSMA法案的侧重点是对食品安全问题预防,它为FDA提供了新的监察权和执行权。

  为确保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来执行新的法案,FDA将会采取多方面措施。一方面寻找能够提高现有项目效率的新方案;另一方面预留一部分预算作为FSMA的执行资金;与此同时,我们也会和美国及世界的合作,避免重复性工作。此外,FDA计划对一部分项目进行收费,例如重复性检测等。但这些战略并不一定能确保我们有足够的资源来执行FSMA法案。

  南方周末:为确保食品安全,除了FDA的努力,你认为其他社会主体如相关行业、法律法规应起到什么作用?

  玛格丽特•汉贝格:今天,FDA开展了大量的项目来提高人们的法制意识,花费了大量精力从不同社会主体获取,以研发足够覆盖数量日趋庞大的多样化行业的规范系统。我们已经着手在国内进行一些公开会议和在线研讨会来听取各方对规则制定的意见。

  在制定规范前,我们分析了现存的、来自生产商和零售商群体的自愿管理规范,并从中学习好的实践经验。而面对那些需要增加的新的食品安全实践的情况,FDA会和美国农业部进行合作,提供技术援助和其他指导。此外,FSMA法案要求FDA发展详尽的能力建设计划,并传达给其他国家的和那些会出口食品给美国的食品产业。与这些重要的伙伴关系紧密合作会是FDA开展预防式食品安全管理的成功保障。

  南方周末:具体合作中,是否存在困难?

  玛格丽特•汉贝格:公共健康、贸易、经济等领域的发展都是有机关联的,FDA一直很热情地支持促进对这一联系的认知和认可。为了确保横跨全球生产链的产品的质量与安全,我们不同部门必须紧密合作并建立对彼此的良好信任。我们认为,强大的、基于科学的规范管理体系能够更好地促进贸易发展和经济的活力。

  南方周末:各社会主体的参与,可以带来各类经验,但行业的积极参与往往带来强大的游说力量,这如何避免?

  克里斯托弗•希基:确实如此。不过,我们建构了一个有机、立体的系统,让、行业、团体都能够参与其中并进行互动。行业确实会通过游说为自身争取更多的,但我们也要看到行业有着对问题解决更快速的反应能力。比方说五六年前美国出现过一个速食沙拉的问题,国家还没反应过来怎么解决,食品行业已经自行找到解决方案了。这就是我们对行业参与的期许——他们会游说,但是他们也不希望有食品安全问题。

  最具挑战的健康“远征”

  南方周末:为加强合作,此前FDA在中国也设立了办事处。事实上,中美食品安全有很大不同,你在工作中遇到哪些困惑?

  克里斯托弗•希基:每天早上我都要掐自己来确定我真的是被别人付钱雇着来进行这场21世纪最精彩、最充满挑战的公共健康领域前沿的远征。就像数百年前探索未知前沿的远征一样,我也会遇到“地图失灵”的困惑——如何在一个不是根据产品种类而是根据产品在生产、消费不同阶段来给管理机构划分职责的管理系统里找到方向?如何跟有促进出口压力的管理者合作?如何在国有企业主导的系统里运作?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中国现在的食药安全管理主要面临哪些挑战?

  克里斯托弗•希基:主要有三个挑战:第一,中国还缺乏、专业、训练充分的食药管理系统及团队,所以会出现管理中的“真空地带”和“沟壑”;第二,中国食药管理主要依赖自上而下的约束,行业参与度还不够高;第三,“经济上有利可图而不”现象还比较泛滥。在美国,我们主要谈的是疏忽导致没有避免可以避免的问题,比方细菌感染等,但在中国却有很多故意往食品里投放有害物质的现象。

  南方周末:这和一百年前FDA成立之前的美国相似吗?美国是怎么解决的?

  克里斯托弗•希基: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纽约也出现了生产商在牛奶里泔料等有害物质的健康事故。我们的解决方案是多管齐下,包括加强地方的管理和重视,去理解生产商这么做的动机并制定有针对性的宣传信息,落实法律法规的执行等等。

  南方周末:在FDA百年变革中,你认为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哪些可供中国吸取?

  玛格丽特•汉贝格:首先,FDA是从一系列分散的、由地方利益和地方产品主导的食品控制机构转型成为一个联邦的(国家的)团结系统。美国从中学习到了维持、支持甚至必要时去补充地方食品控制官员工作的重要性。

  其次,我们正在转向基于风险的管理模式。比起依赖边境的检测,我们更加注重对食品生产链条中的风险的考虑,以此来决定哪些产品可以进入美国而哪些产品我们需要加重检验。例如我们之前提到的FSMA法案,使FDA对食品安全的工作重点从“事后反应”转移到了“事前预防”,并提供给了FDA新的检验和执行工具来确保公司各尽其责。

  最后,在一个越来越相互依赖和全球化的世界,FDA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在从本土化转向国际化的努力中,保持我们工作的透明度,保持面对供应链弱点的性,以恰当、合适的方式对待来源不同的风险。

  克里斯托弗•希基:我们认为中国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探索道,如果说有借鉴的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从一次次危机中学习。美国FDA百年走来,也遇到了很多危机,但我们从中学习,最终逐渐成熟。

  中国需要完善的食药安全系统

  南方周末:中国正在进行食药系统的,您如何理解此次意图?

  克里斯托弗•希基:我认为这次主要有两个意图:一是把食药安全问题清晰地摆在优先顺序上,体现解决此问题的决心;第二就是解决系统中的“沟壑”:把产品根据生产链的不同而非类别来划分管理责任带来了一定的混乱和管理的。

  南方周末:此次中国食药中,FDA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

  克里斯托弗•希基:FDA并没有直接参与,但作为其中一方参与了与的交流,并给了一些,比方说关于总部与地方分部关系,如何建立专业的检查团队等,主要还是我提到的相关问题。FDA一直在与中国合作,除了为SFDA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和技术支持外,还成功促成了SFDA官员在美国FDA总部接受培训。

  南方周末:你对此次中国的食药有哪些期许?

  克里斯托弗•希基:我很难回答说会带来什么变化,我想这连中国国家领导人也很难回答。我们只能够充满希望地一步一步走。就FDA而言,希望中国能够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食药安全系统,在其中行业能够积极参与并发挥良好作用,而且标签、记录等方面原先存在的不足可以得到改善。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希望中国更好地从“事后反应”过渡到“事前预防”。

  玛格丽特•汉贝格:我们期待看到中国SFDA计划的展开,一直以来,我们跟中国同行都保持着紧密友好的合作工作关系,FDA正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伙伴进行全球化合作,以共同增加全球对食品安全的信心,推动公共健康事业的发展。我们将把中国这次在食品卫生领域的变革看作是一个与FDA进一步合作的契机。

  白春礼:“百人计划”二十年回顾与思考

  最近的二十年,是中国科技快速发展的二十年,我国科技创新人才队伍规模发展到世界第一,整体水平和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为我国科技跨越发展奠定了雄厚的人才基础。1994年,中科院率先推出了面向的人才计划——“百人计划”,二十年来,为我国引进和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科技领军人才和拔尖人才,探索出一条适应我国国情的人才引进和培养新途径。

  A.抢抓机遇,先行探索,不拘一格广揽优秀人才

  20世纪90年代,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蓬勃兴起,人才竞争成为国际科技竞争的焦点。我国科技创新开始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但由于历史原因,高层次人才年龄结构偏大,“人才断层”现象日益凸显。1994年,中科院研究员的平均年龄为55岁,“代际转移”迫在眉睫。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的“出国潮”导致大批优秀人才滞留海外,能否吸引他们回国成为我国人才队伍持续发展的关键。

  时任中科院院长周光召指出,“现在的这一代青年是跨世纪的一代,是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关键的一代”。中科院党组审时度势,抢抓机遇,启动了一系列加快优秀青年人才成长的政策和措施,并于1994年推出“百人计划”,旨在到二十世纪末吸引百余名优秀青年人才,培养一批跨世纪的学术带头人。

  1994—1997年,“百人计划”起步探索。在当时经费紧张、资源匮乏的情况下,中科院从事业费中挤出专款,给予每位入选者100万元~200万元的科研启动经费,并设立特殊津贴,适当提高人才待遇。在遴选过程中,公开招聘、按需引进、择优选拔,并通过定期检查和考核等方式加强管理。面向引进优秀青年人才,“百人计划”尚属首次,引起了学者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前四批有近800位学者申报,最终有146位入选。

  1998—2010年,“百人计划”进入全面发展阶段。1998年,中科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百人计划”得到财政部专项经费支持,引才力度和规模进一步加大。为适应发展的新形势,按照时任院长甬祥优化和调整“百人计划”定位和管理的要求,进一步拓展内涵和形式,设立“引进国外杰出人才计划”,引进全职回国工作的海外优秀人才;设立“海外知名学者”计划,吸引短期来华工作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同时,设立国内“百人计划”、项目“百人计划”、自筹“百人计划”等,逐步形成适应不同科研活动人才需求、引才引智相结合的人才计划体系。

  2011年以来,“百人计划”进一步深化和完善。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根据国家人才政策的新要求和中科院实施“创新2020”的需要,“百人计划”在政策和机制上继续进行探索。取消对入选者族裔和国籍的,立志打造国际化人才队伍;取消国内“百人计划”的地域,加强对国内优秀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将择优支持评审工作交由研究所,确保人才引进与研究所发展需求紧密结合。

  经过二十年的探索和发展,截至2013年年底,“百人计划”共引进培养优秀人才2145人,入选时平均年龄约37岁。90%以上具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主要来自欧美等科技发达国家,近1/3来自100所世界顶尖大学和59所世界著名科研机构。

  B.,精心耕耘,引进和培养跨世纪高水平队伍

  “百人计划”二十年,丰硕、效益显著,得益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广阔舞台和发展空间,得益于国家有关部门和社会的鼎力支持,可谓欣逢盛世、恰逢其时。入选者们努力、敬业、甘于奉献,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和创新交出了一份优秀答卷。

  一批优秀人才成长为新世纪科技领军人才和学术技术带头人。二十年间,“百人计划”入选者(以下简称“百人”)里走出了28位中科院或工程院院士,走出了524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培养了一大批担任“973”“863”等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首席科学家或负责人。在汤森透2014年公布的最近11年前1%高被引论文中,“百人”有24人,占全国的17.9%。“百人计划”还为国家输送了一批德才兼备的高层次优秀科技人才,如部分“百人”担任了北大、等一流高校或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要领导职务。

  取得一大批重大原创和关键技术突破。在2005—2013年两院院士评选出的92项年度国内十大科技进展中,“百人”有13项入选,占全国的14.1%。获得201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的铁基高温超导项目研究团队,5位主要完中有两位是“百人”。IPS细胞全能性证明、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发现和中微子第三种震荡模式发现等由“百人”领衔完成的重大原创,都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2008—2011年,在中科院发表的国际高水平论文前1%中,“百人”论文数占41%。

  促进创新队伍结构的优化和新兴交叉学科的前瞻布局。2004年,在“百人计划”实施十年后,中科院研究员平均年龄下降到50岁以下,顺利实现了人才队伍的“代际转移”。最近十年,中科院通过“百人计划”,面向国际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进行前瞻布局,形成了一批优势学科和新的增长点,如量子通信、干细胞、脑科学、超级计算等。同时,“百人”也给中科院的创新文化带来新的,提升了国际化水平。

  对国家各类人才计划的实施起到了示范带动作用。作为我国最早启动的高目标、高标准和高强度支持的人才计划,“百人计划”了我国科技人才引进的先河,一系列政策举措和探索具有较强的示范带动作用。在“百人计划”之后,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陆续启动了一系列人才计划,很多都借鉴和参考了“百人计划”的经验和做法。

  “百人计划”二十年的发展历程和探索实践,有一些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并始终。一是以人为本、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立足创新实践,以事业凝聚人,以吸引人,以合理的待遇激励人,既为入选者提供启动经费,帮助组建科研团队,也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二是高标准和按需引进。明确引进人才的遴选标准和岗位要求,建立严格规范的专家评审机制和公示制度,始终保持“百人计划”的良好品牌和声誉。三是遵循规律、与时俱进。根据引进人才的特点,不断探索改进管理制度,建立相应的人才支持政策和评价模式。四是充分发挥院所两级积极性。建立“所自主决策,院择优支持”机制,赋予研究所更大的用人自主权,同时要求研究所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保障。

  C.着眼长远,革故鼎新,建设国家创新人才高地

  2013年7月17日,习总视察中科院时,提出了“四个率先”的要求。中科院党组积极部署,制定了《“率先行动”计划暨全面深化纲要》,将建设国家创新人才高地,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战略任务。在新的历史发展机遇时期,中科院将贯彻落实中央全面深化的要求,深化巩固人才强院战略,全面实施“新百人计划”。

  努力把“百人计划”打造成吸引和凝聚高端人才的重要品牌。按照《“率先行动”计划》的总体部署,围绕创新研究院、卓越创新中心、大科学研究中心、特色研究所四类科研机构分类的人才需求,遴选和吸引一流科技人才。加大综合配套政策支持力度,加快培养造就一批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大师。

  努力把“百人计划”打造成培养和造就下一代科学家的重要舞台。立足未来10—15年实现我国科技跨越发展的人才要求,更加注重在前沿交叉领域方向上,发掘和遴选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优秀青年人才,实施更加有效的针对性培养和政策激励措施,使他们尽快成长为我国我院下一代科技领军人才和拔尖人才。

  努力把“百人计划”打造成高水平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平台。发挥“百人”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深化和拓展与国际一流科研机构和大学的合作,引才与引智相结合、国内与国际相结合,使更多的优秀青年人才国际科技舞台,提升我院国际科技合作水平和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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